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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三)

2017-08-30 08:49:04 来源: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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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戏必须大家唱”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三)

1984年10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 (资料图片)

“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我坚信,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习近平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

30多年过去,正定许多干部群众仍对习近平当年常说的话记忆犹新。

他开全省大包干先河,为企业松绑放权,推出震动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破局开路。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习近平说:“改革者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开全省大包干先河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

——习近平

1982年秋季的一天,时任正定县县长的程宝怀同县委主要领导到里双店公社调研。没成想,公社干部没管住嘴,把时任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里双店悄悄搞大包干试点的事说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这位领导说。

那时,700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被称为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3年多,但由于“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推行大包干。

结束调研,回到县委,程宝怀三步并两步跑到习近平办公室:“咱们搞大包干试点的事露馅了。”

“先别紧张,我去找他通通气。”习近平似乎早有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表扬。”

对于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习近平十分了解,他是几经调研、反复斟酌后才选定在这里搞大包干试点的。

“当时全县所有大队,我们的收入排倒数第一。”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时年33岁,“家里5口人,干上一年只能分二三十块钱,口粮没富余,棒子面山药面混着吃。”

钱贵香记得,大包干前,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经常有。由于社员们积极性不高,粮食收装不及时发霉变质是常事。

大包干搞不搞?此时的河北,所有的县都在观望。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习近平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商量,“大包干是现阶段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好办法,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河北还没有启动,咱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搞个试点?”

“在当时的环境下,冒尖搞大包干的政治风险很大,搞不好就要被摘乌纱帽。”回忆起35年前的那次谈话,今年81岁的程宝怀对习近平当年的改革勇气充满了敬佩。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

揣着习近平写的介绍信,几天后,这几名干部来到了小岗村,亲眼目睹了大包干带来的大变化。

回来后,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张成芳拟好了大包干试点方案,来到厢同大队征求意见。

“同意!”“赞成!”大队部里,社员代表们齐刷刷地举起手。

地头插上灰橛,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登记入册。钱贵香在自家的6亩承包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又搓。

“大包干试点就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张成芳说,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历史,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下地,种地如绣花。

这年秋天,钱贵香家大瓮里的粮食装了个满满当当,“全村老少都念习书记的好!”

那一年,推开大包干的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

看到里双店公社的变化,听了习近平的解释,县领导班子统一了思想。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大包干推是推下去了,但疑问还悬在许多人心里。

“大包干会不会有今年没明年?”“大包干会不会包出事?”……

1984年1月22日,西柏棠乡西柏棠村一处院子里,五百多名村民人头攒动。

站在院子中间的,是当时已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实行大包干以后,西柏棠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干部群众心里一直不踏实,就怕这好政策不长久。不少乡亲种麦不敢施足肥,怕来年政策变了,收不回肥料钱。

村干部也吃不准,看上头往哪儿领,1983年和村民们签订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时,村党支部书记王臭货在合同上又加上一句:“上级不变咱也不变。”

习近平就是为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而来的。

“院子里设了个简易讲台,大喇叭声开到最大,老乡们伸着脖子,支着耳朵,大伙儿都不想错过习书记说的每一句话。”时任西柏棠乡党委书记的赵建军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幕。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者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怕人们不明白,念完政策,习近平又用大白话“翻译”了一遍。

“习书记的话咱听明白了,往后大伙儿就放心大胆地干!”王臭货带头鼓掌。掌声热烈,经久不息。乡亲们围着习近平,问得仔细,习近平逐一解答,认真耐心。

“我早跟老婆子说秋种的时候多加点肥,她还不听……”人群里有人抱怨,引来一片笑声。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顶压力、冒风险的改革,习近平还推行了很多。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多种经营、实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习近平用行动诠释对改革的担当:“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

而对于那些在改革中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习近平则为他们撑腰打伞。他说:“各级干部要做改革的‘保护伞’。改革既然是创新,大家希望成功,也难免会出问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给企业松绑放权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

——习近平

1984年早春,时年45岁的刘成永承包了正定县养鸡场。

国家提供4万元资金,养鸡场原有汽车、设备、场地一并交付,按照当时县里的说法,承包县养鸡场“年底只要能上交1分钱利润”就行。

“1分钱承包”国营企业,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划算。刘成永回忆说,当时的县养鸡场亏损78万元,这个国家投资250万元、占地400亩的国营企业已山穷水尽。

机械化设备,喂食、取蛋全部自动化,300多间鸡舍全是新瓦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营企业,怎么就成了亏损大户?1983年冬,习近平和县农牧局局长王香文趟过枯草,来到沙滩地上的县养鸡场。

“国家投的巨资,不能这么烂在沙土地里。”调研后,习近平开出药方:找到能人,就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198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寒风刺骨,城杨庄村的三间小土房里却暖意融融,养鸡能手刘成永正在家侍弄着25只鸡。

“刘师傅在吗?”叫门声起,刘成永开门一瞧,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寒风里,满脸带笑,一双大手握过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您!”

来人正是习近平。

“我早听说了,大冷天儿,全正定只有你家的鸡还在下蛋。”两人促膝而谈,习近平鼓励他承包县养鸡场。

“县委书记上门来看望咱一个农民,还把这么大的一个国营企业交给我,这样的信任让我还能说啥?”如今已77岁的刘成永回忆说。

走马上任后,他很快找到了养鸡场的症结:机械化设备中看不中用;鸡舍虽多但面积过小,无法满足养殖需要;70多个工人多是没经验的生手……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刘成永大刀阔斧地改革——辞退不能干的人,发动12户合伙人集资入股。几个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雏鸡破壳而出。

“习书记特别关心养鸡场,隔一段就要找我问情况。”刘成永记得,习近平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每次都问得很仔细。

当年,养鸡场扭亏为盈,实现纯利润6万多元。

“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习近平说。正定要发展,需要更多能人站上改革舞台。

“决定企业性质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两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分开。”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思想上‘五破五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增强企业活力,这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3年底的一天,时任县经委主任的郭丙振和习近平一起到县木制厂、制酒厂调研。看着一家家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习近平问:“老郭,你怎么看?”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万元都要县财政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部门同意,赶上生产任务重的时候,不知耽误过多少事儿。”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郭丙振深知企业的难处。

听完老郭的话,习近平干脆地说出四个字:“松绑放权。”

“习书记摸准了企业发展受阻的病灶,具体而深刻地指明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心里一下子透亮了。”郭丙振回忆,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一口气拟出8个书面报告。

1984年,《正定县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设想》印发,全县工商业自此实行“五权放开”:人权、经营权、工资权、价格权、奖金权全部交给企业。

1984年6月,在全县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包三改”。

“一包”,就是包翻番指标和各项经济指标。承包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班子集体承包,采取自荐、选聘、投标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三改”,一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二是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三是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谁承包谁组阁,不受全民与集体、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身份限制。改革新政彻底打破了阻挡能人登台的最后一道门槛。

县经委及时跟进,拟定承包准则,核心内容是:以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利润、税收增比等三大指标为基础,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奖金“上不封顶”。

热情高涨的承包者们蜂拥而至。但问题也随着来了:在一些企业承包过程中,“价高者得”成了“价格虚高者得”。

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4次都没有给企业带来转机,期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

“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习近平说,“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一方面要依靠和发挥下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要搞好修改、补充、完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要进行调整。”

很快,县经委给每个承包企业制定出保密的“标的”,确保了承包方案在合理范畴内。

县电子元件厂最终迎来了真正能胜任的承包者——张士龙。

坚持“用才不用派”,打破“大锅饭”,拉开奖金系数,进行技术革新,大手笔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张士龙出手不凡,不到两年,厂子打了翻身仗。1985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从选拔能人,到“五权放开”“一包三改”,改革利好政策接连推出,改革“弄潮儿”层出不穷。但对于这些改革者,当时也有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阻挠。

此时,一位名叫姜世谭的改革者在全国成了“名人”,出名不是因为功劳大,而是因为争议多。

责任编辑: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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