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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山贵族墓地出土的狩猎宴乐铜盖豆。
中山王爱犬的金银项圈。
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展出了两件金银项圈，它们出土于战国中山王厝墓殉葬坑中两具狗骨架的颈部。这两具狗骨架，四肢向前，头向南并排躺卧。由骨架推测，两只猎犬体积庞大，身长约90cm（不包括尾长），高约63cm。经专家鉴定，两只狗的年龄七岁左右，均为雄性。战国中山国盛行田猎，出产的猎狗“北犬”在当时十分著名。据汉代燕人韩婴所作《韩诗外传》记载，战国时“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凫”，为魏文侯所喜爱。魏公子击封于中山后，曾访求这两种特产，献与文侯。从这两具“身高腿长”的狗骨架，可以想见“北犬”威武的形貌。
身价不菲的战国猎犬
在古代，狗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狩猎、看家、食用、祭祀和随葬，都少不了狗。在早期一些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殉狗遗迹。这种风俗可能既有驱邪、警戒的考虑，也是人们期望忠犬在另一个世界中仍能陪伴主人。作为猎犬，伴随主人捕捉猎物，帮助主人获得食物，是它们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价值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狩猎之风盛行，猎犬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极大空间。《吕氏春秋》记载：“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狗恶故也。欲须良狗，家贫不能得。乃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作为参与狩猎活动的先决条件，竟然是必须“家富”才能有“良狗”，可见一只能征善战的猎狗身价之不菲。所以，中山王厝的爱犬佩戴金银项圈，既反映出中山国君生活的奢侈，也反映出猎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走犬”中的“战斗犬”
战国时期，狩猎风靡一时，无论贵族与平民，都热衷于狩猎活动，中山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战国中山保留了大量游牧雄风，剽悍勇猛，具有尚武喜猎的精神。对于王室与贵族来说，狩猎既是一种锻炼体魄、娱乐身心的游戏，又是一种礼仪。通过狩猎，既能对臣下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验，其猎获之物，还可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狩猎则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劳动，也是一种劳役。
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许多具有游牧民族色彩、表现狩猎及弱肉强食题材的文物，彰显了这个传奇国度的猎猎雄风。著名的“中山三器”之一、出土于中山国王厝墓的铜圆壶上，镌刻有“惟朕先王，苗蒐田猎，于彼新土，其会如林，驭右和同，四牡汸汸，以取鲜薧，飨祀先王”的词句，记载了中山王厝率领大批臣子与军队，在新占领的燕国土地上，进行狩猎的浩大场面：狩猎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包围圈的中心聚集。密密麻麻的旗帜像树林一样，飞速前进的狩猎车发出巨大轰鸣声，受惊的猎物四处逃窜……其实，这种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带有明显的军事训练性质。另外，从战国中山故地出土的守丘刻石铭文中“监罟囿”三字可知，在中山国都城外还建有专用的苑囿（养殖动物的园林），并派官吏率军队把守。这说明中山王不仅到野外进行大规模的狩猎，还设置专门园林以供随时狩猎游玩。这种形式的狩猎，只是为了娱乐身心，强健体魄。
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还展出了一件狩猎宴乐图铜盖豆，1981年出土于平山县三汲乡穆家庄村战国中山鲜虞贵族墓。这件铜器的捉手顶面、盖面、器腹、柄座上共有七组图像，器盖饰两组相同的狩猎和宴乐图像。图中有一座两层楼台，二层楼台上几人饮酒观景，伎乐们跪坐在楼下演奏编钟、编磬、吹笛和击鼓，二伎起舞，一派歌舞情景。楼外，射手们手持弓箭正在射猎雁群，有的大雁在天空飞翔，有的飞雁被射中跌落下来，有的飞雁被长檄射中，索缠雁颈，雁拖长檄进行挣扎。铜豆腹部饰两幅人兽肉搏的图像，猎人们半裸身体，有的手持刀剑躬身上前，正将利刃刺入野兽心脏；有的操着长矛，正在追捕奔逃的小鹿；两个猎人头戴鸟形头饰，身穿羽衣伪装成动物，正与猎物格斗；一个牛首人身者位于图中央，似是人兽搏斗的指挥官。几只还未被追捕的野猪、兔等正慌不择路仓皇奔逃。豆柄座上也饰有相同的采集和狩猎图像。总之，铜盖豆上所有的狩猎场面，人和兽都在激烈厮杀、奔逃，气氛紧张，看得人惊心动魄。
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淮南子·原道训》所述：“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走犬逐狡兔，是战国时期民间一种极为流行的游戏，正如《战国策·齐策一》所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用于“走犬”的狗，是由专人培育出的良种猎犬，这种犬身高腿长奔跑速度极快——中山王厝墓那两具殉狗的骨架，就非常符合“身高腿长”的特点，应该属于“走犬”中的“战斗犬”。“走犬”游戏，一直延续到汉代。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淮阴侯韩信临刑前的浩叹“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即可见一斑。
金银项圈，折射出丰厚的人文信息
历史上，战国中山既是一个神秘王国，也是一个传奇王国。在当时诸侯争霸群雄迭起的局面下，中山国作为一个“千乘之国”，长期驰骋于大国之间，成为仅次于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战国“第八雄”。她所凭借的，不仅是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战略，更是秉承了游牧民族喜猎善战的威猛雄风，并拥有独特而实用的田猎用具和兵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大量田猎、军事文物，揭开了这个传奇国度的众多谜底，彰显了这个国家能够在动荡年代生存并发展的真谛。
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出土的两枚金银项圈，以狭长的长方形金片、银片卷成扁管状，外面正中有一凹沟将管平分为两部分，内层中间有合缝，四角作细孔用以联缀。金银两种管相间穿在革带上，外侧中间缀一铜环可结带。其中，一件项圈由九枚金管和九枚银管穿成，银管共重63.3克，金管共重109.2克；另一件项圈由八枚金管和八枚银管穿成，银管共重65.1克，金管共重93克。管的背面，刻划有相同的文字。它们令人惊艳之处，不仅仅在于黄白相间的华丽奢侈，更是因为其中折射出的丰厚人文信息。（李立华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