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泽家族与家族墓地

●史天泽家族

史天泽塑像

史天泽家族为燕地永清人。

史天泽曾祖史伦盖房掘金始富。金末战乱，史伦扶贫济苦，以侠义著称于河朔。

祖父成珪有史伦风范，乐善好施。

父秉直在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为了家族和百姓，于1213年率数千族人投降。铁木真麾下骁将木华黎即任命史天泽长兄史天倪为万户，史天泽之父秉直管理投降者家属，驻守霸州，从此开启了史氏一族发达、荣耀的历史。

史家在蒙古和元代早期是从军、从政最盛时期，包括史天泽父辈秉直、怀德，兄弟辈天倪、天安、天祥，子侄辈枢、辑等等多为军政三品以上高官，多人被赐予金虎符。元世祖忽必烈初期，时任中书右丞相的史天泽曾进言，“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史家子弟因此被解除兵权的就多达17人。

史天泽是家族中官场经历最丰富、品级最高的一位，秉狭义、豪爽的品行，以忠诚与英勇南征北战，以才华和机遇长期高居官位，在动荡而充斥着复杂矛盾的特殊年代里平安一生，展现了不凡的生存智慧和为人为官之道。

他一生历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几朝，曾任新军万户和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河南等路宣抚使，中书右丞相，中书左丞相等职，位极人臣。这些都是一般官吏可望而不可即的头衔和荣誉。但史天泽从不因以炫耀，一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家风传统，同时铭记上苍的恩泽，处事常以国家大事为先。

《元史》评价其：“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

●史天泽家族墓地

史天泽家族墓考古发掘平面布局图

史天泽家族墓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位于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北石太高速公路线上。此前史氏祖、父辈和长兄史天倪等都葬在祖地永清，而史天泽没有叶落归根，也没有在宪宗朝时被赐的河南卫州五城的封地埋葬，耐人寻味。

个中原因推想有三，其一是史天泽子孙们的考虑。因为史天泽在史氏族人中官位最显，葬回祖地有诸多无奈，既要彰显史天泽主尊的形象，又不能黯淡了老祖宗的光芒，更何况祖地还有兄长，兄长的子孙也多在官位上且正当年。如此，另选新址当是最合适的方案。

再就是现实的考量。史家走向辉煌之初就与真定结缘，长兄史天倪官至兵马都元帅，39岁时被武仙杀害于真定。史天安在长兄死后也曾被任命为行北京元帅府事，安抚和治理过真定。所以，死后葬于真定。

史天泽虽南征北战、历官累累，但与真定关系最多，在真定生活最久。相比之下，到封地卫州却去得不多。史天泽古稀之年在南方随蒙古兵打仗，生病后被忽必烈劝回真定养病，病死真定。另外，史天泽的子侄辈也有不少在真定为官。因此，可以说相当一段时期内，史家在真定拥有专断的权力。

还有就是防盗方面的因素。曾为金代臣民的汉族史家与蒙古高层共出入，赢得荣华的同时必定树敌众多，长兄史天倪被武仙杀害就是明证。武仙还曾做过这样的事：“仙（武仙）乃发玉（王玉）先世二十七冢，弃骸满道。玉从史天泽诸将，击仙于赵州，仙粮绝，走双门寨，围之。会大风，仙独脱走，斩其将四十三人，真定遂平。”显然武仙此种盗墓是发泄私愤的报复行为。如此，另辟新墓址或可避免史家祖坟的劫难，在自家真正势力范围内也便于管理、看护、祭奠等，当然也会相对安全。

●史天泽家族墓特点思考

史天泽家族墓出土的文物

1994年春夏，在配合石太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史天泽家族墓葬被发掘。我们有幸目睹这个曾经辉煌也颇多神秘的家族成员死后埋葬方面的基本面貌。

史天泽家族墓地总体规模不大，南北六十多米，东西百余米范围内按辈分排列了七八座墓葬，算上线路外的遗漏，似乎也不超过十座。单单史天泽本人就有八个儿子，而且多为官场中人，孙辈数量就更不必说了。无疑，史天泽儿、孙辈没有尽葬于此。就个体而言，史天泽和儿子史杠墓整体规模较大，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其余墓葬都显平常。

墓室内壁皆素净无饰，就算是史天泽的墓葬，主室内壁也只有用于承托墓壁的仿木斗拱而已，侧室壁面更是素净到连基本的白灰抹面都没有。对于这个忽必烈倚重且常常关心的老臣来说，着实有些简陋。这种现象如果单单用当时仿木砖雕壁画墓不流行或埋葬仓促等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墓志资料的缺乏，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其中唯史杠墓发现墓志，但不精美。史天泽墓内只发现有疑似墓志边角的小块石头。如果是打碎，用“报复”一词亦勉强可以解释，但打碎并盗走墓志却让人难以理解。无法想象，一品大员的家族墓地，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墓志如此之少，个中原因着实值得推敲。

墓葬被盗较为严重，其中史天泽、史杠墓，墓砖大部分没有被动过。盗墓者只盗取了史杠的墓室，而贵重的金银饰品都在一旁的夫人墓室中。史天泽同坟异穴的小墓也未被盗掘。据以上情况推断，显然盗墓者对墓地埋藏情况不太清楚。

再就是尸骨现象。被盗严重的几座墓要么没有尸骨，要么凌乱移位。特别是史天泽墓内，老大个棺床上空无一物，骨头皆被扔弃一边，有限的随葬品也都被打成碎片。由此推测，盗墓者为了发财梦想和发泄私愤进行的盗掘，可能并没有如愿，最后以极端的方式砸碎葬品并扔掉尸骨一走了之。

●随葬品中的金与瓷

史杠夫人木枕头发上插满金、银、铜簪

史天泽家族墓残剩不多的随葬品中，兼具实用和装饰的金器、瓷器成为最重要、最炫目的两类品种。

金器主要出在史杠夫人墓室和史天泽同坟异穴小墓内，为簪、耳环、项坠、手镯之类饰品。史杠夫人头发上满插金、银、铜饰品，以金簪为主，这是非常罕见的随葬现象。

史天泽家族墓出土的文物

虽然史载史家祖上掘金传富，但似乎更像是一种传说，而且祖上已经“散尽家财”。史天泽为官期间，元世祖数次赠、赐“白金”，特别是死后一次就赠“白金”2500两，可见获赠数量之巨。退一步说，即便史家没有被“恩赐”黄金，以他们这种等级的上层家族，拥有数量可观且价值不菲的金银器皿或首饰应该也是寻常之事。

史天泽家族墓出土的文物

瓷器主要出在史天泽墓中，虽然被盗墓者打碎和丢弃，数量也很有限，但仍不失美观、重要。瓷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窑和龙泉窑南宋国“进口”瓷，一种是产自高丽的“进口”瓷。官窑瓷只有大碗一件，轮廓造型美观，做工规整，紫口铁足，开片满碗；龙泉窑青瓷中的匜和荷叶罐盖都堪称瓷中精品，荷叶盖下的罐已不存，应被盗墓者盗走，证明它得到了盗墓者特别的青睐。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却打碎并留下了精美的罐盖。

史天泽家族墓出土的文物

官窑瓷、龙泉窑青瓷都是南宋统治区域内的著名瓷器品种，史天泽死时，国家尚未统一，能够批量得到这些东西绝非易事，亦非寻常百姓能够拥有，推测或可能与赏赐有关。

史天泽家族墓出土的文物

高丽瓷梅瓶为小口，上腹大，下腹细瘦呈弯曲的流线型，透明的青釉下圆圈花卉和展翅飞翔的仙鹤均匀分布器表，黑白装饰分明，为瓷中精品。这种高丽青瓷产自10世纪至14世纪的高丽国，其最大的特点是青釉下的镶嵌工艺，即在未干的坯体上阴刻浅槽图案，在浅槽内根据图案需要分别填以黑、白胎泥，再施青色透明釉烧制而成，釉下以黑、白两色为主的图案在青釉映衬下显眼而又有些许模糊、朦胧，美观而别致。

虽然高丽时期与当时的宋、金包括蒙古都有贸易往来，但市场上想得到高丽镶嵌瓷是相当不易的，至少考古发现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墓中唯此一件，很可能也是来自皇帝的赏赐。蒙古征服高丽后，高丽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向它称臣并“岁贡”，忽必烈时期达到称臣纳贡的高峰，每逢元朝重大节日庆典或重要人员的生日、婚、丧活动，几乎都能够见到高丽国王或使臣“遣使来贡”“奉表来贺”“兼奉岁贡”等等，当然元朝也会经常帮助高丽王“除盗寇，救饥荒”等，双方关系密切。

由上，我们推想高丽诸多来朝来贡的礼品中一定会有高丽国的重要特产之一高丽青瓷，而在史天泽家族获得的众多赏赐中，也应该会有瓷器一类的品种，特别是镶嵌青瓷，当然也包括官窑、龙泉窑瓷。（马云霄／文）